事实上，滥用诉权并非只表现为上述新闻中这样一种"滑天下之大稽"的形式。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，滥用诉权的领域更加广泛、形式更加多样、主体更加多元：其不仅出现在民事诉讼中，也出现在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中；其不仅表现在立案环节，在庭审、执行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呈现；不仅普通民众可能滥用诉权，一些律师甚至会故意滥用诉权。面对司法机关，一些滥用诉权的当事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"这是我的权利"。

　　滥用诉权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，除了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外，最为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挤占本已十分紧张的司法资源。一直以来，各级法院、检察院"案多人少"的矛盾一直未能根本解决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，"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，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"，5月1日，立案登记制全面"推开"，立案数量开始大幅上涨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权威数据，立案登记制实施第一个月，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同比增长29%，各级司法机关办案压力陡增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滥用诉权现象开始在立案阶段凸显出来，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。即使面对"起诉赵薇"这样明显违法无理的诉讼请求，司法人员也需要答复当事人，耐心地释法说理。那么，面对其他更为复杂的滥用诉权行为，司法机关也不得不安排办案人员、动用司法资源予以正面应对。

　　"执法者就是最佳的普法者"，面对一般性的滥用诉权行为，司法人员不能因其浪费司法资源就动辄"怒目相向"，而应该给出理性、专业的意见，来回应个别当事人感性、偏激的做法，通过个案将法治意识传递给当事人乃至社会大众，这样才能逐步凝结起"法治中国"的文化根基。另外，针对严重的滥用诉权行为，司法机关也应当依法拿出相应的强力手段，正如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所言，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同时，要"加大对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"，这样才能维护司法秩序、节约司法资源、树立司法权威。 从更为深刻的法理上讲，实现"法治中国"的理想愿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法治中国不仅涵盖了"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"，还包括了"全民守法"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"全民守法"才具有根本性意义。"全民守法"，请自"行使诉权不任性"开始。